大周勤从昏迷中醒来後发现被扔到了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差点又气晕过去，可是生气也没用，只能忍着路人的奚落拿起行李去找新的落脚地。

　　落到这种地步是他咎由自取，可他不这麽觉得，他觉得是世道不公，是官官相护，是时运不济，总之不是他的错。

　　他明明有大好的前途，现在这样他不甘心！

　　偏执的人钻牛角尖很可怕，大周勤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不一样，公堂上说的那麽清楚都没能让他承认他就是嫉妒心作祟见不得别人好，苏景殊也怕他狗急跳墙伤人，所以特意找了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不出所料，没两天大周勤就又被扭送去开封府了。

　　心有不甘的清高读书人见不得曾经的结义兄弟读书会友准备殿试，买了刀具想要在他前往太学的路上行凶杀人，衆目睽睽人证衆多，这回想装疯卖傻都不行。

　　行凶杀人性质恶劣，虽然最後在“路人”的见义勇为之下没有真的伤到人，但是该判刑还是得判刑。

　　大周勤预谋杀人是石锤，就算没动手都得抓起来关三年，动手但没得手就更不用说了，没伤到人只需要流放，但凡他伤到无辜之人，无论轻重就算只是划破手指头都是绞刑，真害了人家性命更不用说，斩首没跑了。

　　现在流放岭南也够了，小周勤就算不当官去教书也不会跑那麽远，大周勤再不甘心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顺遂过日子。

　　殿试如期举行，他们的周勤兄发挥稳定位列二甲，之後分到淮南路的一个县城当县丞。

　　他说他最近想了很多，可以先看看官场到底是什麽样再考虑办学，书院肯定直接归县衙管，他先摸清县衙里的门道以後才不会被坑。

　　计划的很好，他也很有干劲，并没有被前结义兄长影响太多。

　　以大周勤那扭曲心态，估计要不了几年就会自己把自己气死。

　　苏景殊以为这事儿到此为止，万万没想到司农寺衙门的同僚们看热闹还没看够。

　　左一句“苏大人竟能提前拿到春闱题目”，右一句“司农寺竟有苏大人这般手段通天的权贵”，气的他没忍住又把大周勤骂了个狗血淋头。

　　嫉妒就嫉妒污蔑就污蔑，骂谁权贵呢？

　　好在同僚们知道轻重，他们苏大人也不是能随意调侃的，过火了被骂回来得不偿失，所以点到为止推出个挨骂的就做鸟兽散，一个个的跑的比外头跑腿的小二都快。

　　被推出来的挨骂的胡宗愈：人干事？

　　他那麽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他骂得过这小子吗？

　　苏景殊：呵呵。

　　胡大人搓搓胳膊，假装刚才什麽都没有发生，“今日的公文有些多，子安看了没？有什麽想法？”

　　“什麽公文？”苏大人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到公务上，“近来应该没什麽要紧公务吧？”

　　老王年後一直在政事堂和别的相公们打机锋，现有的几条新法都步入正轨，连骂声最多的青苗法近来也没人再骂了。

　　没办法，朝中还是能臣多，他们能踩着问题继续往前走，想骂人可以，只要有理有据就行，没有理由光大段空话说弹劾的官家和老王直接屏蔽当没听见。

　　怎麽？这是嫌朝中太平静又有了新想法？

　　苏景殊回到自己的位置，桌上放着整理好的公文，最上面“畿县保甲条制”几个大字很是显眼。

　　把军事化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

　　胡宗愈笑眯眯看着他的反应，“什麽想法？”

　　苏景殊皱着眉头翻完，然後一脸复杂的说道，“如果我是京畿附近的百姓，一辈子太平安稳过日子，朝廷忽然让每家出男丁在村里乡里练兵，我会觉得辽国或者西夏明天就能打到京城来。”

　　正经的兵都没练好还要再分心练民兵？生怕百姓日子过的太舒坦是吧？

　　以他浅薄的认知，这条制推行下去能不能练出能保境安民的民兵不好说，但是人心惶惶是肯定的。

　　还是说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辽国和西夏天降神兵真的要打到中原来？

　　苏大人仔细想了一下，将辽国西夏天降神兵的念头甩出脑海，比起外敌来犯，他更倾向于是大宋要对辽国和西夏出兵。

　　最近有打仗的趋势吗？没发现啊，就算打仗也只是动员边境地区，和京畿有什麽关系？

　　真的，如果开封府的百姓都开始大练兵，他真的觉得有种敌军已经兵临城下大宋即将迎来京城保卫战的紧迫感。

　　亡国灭种近在咫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拿起武器站起来！

　　“这是王相公的想法？吕大人没意见？”苏景殊放下公文，看看点头点头再点头的胡宗愈，心情越发复杂，“完蛋了，我好像有点小意见。”

　　胡宗愈笑越发明显，“英雄所见略同。”

　　苏景殊瞅了他一眼，很好，看来他们两个一样“浅薄”。

第209章

　　*

　　先前推行青苗法的时候苏景殊能理解老王要的究竟是什麽，所以他能和老王统一战线，还能成天上山下乡找漏洞提意见。

　　那法子听上去和常平法相似，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甚至不用老王特意解释，朝中大臣只看细则就能看明白到底是怎麽回事。

　　能看懂还装傻的另说。

　　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政策能达到老王预期的一半，青苗法带来的好处就足以让朝堂上的反对意见都闭嘴，而预期的一半他们努努力完全可以达到。

　　抛开那些胡搅蛮缠的反对派，正常的反对派都是担心新法扰民，怕新法到地方後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怕地方官阳奉阴违不按规矩办事，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他们可以靠不断的打补丁来解决问题，只要问题能解决，反对的声音就能消失。

　　可这个《畿县保甲条制》上写的东西，恕他直言，他再看几遍也看不懂这到底是想干什麽。

　　都不用朝中的反对派开喷，他自己就能从头喷到尾。

　　前些天白五爷和展护卫去河北路检查地方治安的事情他知道，说是京城有官员上奏民间治安越来越差，建议朝廷恢复旧时的团保制度来维护治安。

　　开封府和六扇门对这个说法都很有意见，民间治安归他们管，没有哪个衙门愿意被人指着鼻子骂成天无所事事做无用功。

　　白五爷觉得他在登州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但是在登州干了两年多都没有回京後到六扇门衙门干的活儿多。

　　他自己成天从早忙到晚，几位义兄也没闲着，就差把衙门当成家了。

　　原本看着越来越清明的江湖很有成就感，现在可好，一句“民间治安越来越差”直接让他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哪儿差了？睁大眼睛看看哪儿差了？

　　以前民间时常有江湖人作乱，现在有六扇门这个专管江湖案情的衙门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生过江湖人欺淩百姓的事情，那些往日欺压乡邻的武夫混混也都消停不少，缺钱花知道去找正经营生，而不是走在路上抢路人的钱。

　　大宋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不敢保证，京城周边绝对是好转的，不信可以去开封府数案卷，今年那些打打杀杀和家长里短的案卷数量比去年少了一半还多。

　　说话要讲证据，没有证据凭什麽这麽说？

　　在白五爷的据理力争之下，建议朝廷恢复旧制的官员终于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这下六扇门是没意见了，其他衙门又觉得这是在点他们。

　　什麽意思？说他们没水平？

　　仁宗皇帝在位时民间治安越来越差是事实他们认了，当今圣上继位後他们拼死拼活干了那麽多年，凭什麽说地方情况越来越差？

　　这些年来官场上的同僚换了一波又一波，不会做人的和正不会办事儿的都被贬的差不多了，现在能留在京城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地方政绩出衆且和官家一条心的官。

　　也就意味着，不管心里愿不愿意，朝中现在的官员在官家推行新法的时候都不会故意使绊子。

　　反对声音太大和故意使绊子的大部分都被贬去地方，要麽支持官家变法要麽去地方当官，大部分官员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会选择留在京城。

　　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爬的越高能接触到的权力越大，在县衙当官只能管一县之政务，在州衙当官只能管一州之政务，只有升到权力中枢才能有治国的资格。

　　从地方摸爬滚打上来的官员大多都有为百姓谋福之心，不管私心重不重，总之都会希望治下太平安定，得先有权力才有资格有私心，要是手里一点权力都没有，再多的私心也都是痴心妄想。

　　为什麽包大人那麽耿直那麽能得罪人依旧能稳稳当当为官？还不是因为百姓的认可！

　　对官员来说，百姓的认可比官场同僚的认可含金量高的多，除了那些天生坏心肠的家夥外没有哪个当官的不想被百姓当成青天大老爷来敬重。

　　新法已经推行了两年多，地方的反馈有好有坏，但是总体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官家拨钱拨的大方，遇到天灾时免税也免的及时，近两年民间的造反起义已经少了很多，不少落草为寇的百姓都在官府的安抚之下又回去继续种田为业。

　　这能叫治安越来越差吗？

　　这叫越来越差的话以前那叫什麽？

　　他们给新政表功的时候一直在说新法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目前推行新法的地方也证明了只要地方官有点良心能力不太拉胯，不管是哪条新法对百姓而言都是利大于弊。

　　可能会误伤部分富户，但是对贫民而言绝对能救命。

　　所以近两年关于新法的争执不再像之前那样吵的不可开交，很多原本持反对态度的官员在派去地方後又反过来支持新法，难道说那些人全部都是不愿意到地方为官特意改变态度来谋求调回京城？

　　他们要都是那种人的话当初也不会连连上疏反对新法，改换态度只能说明新法确实有可取之处，是民间的反馈让他们作出了新的选择。

　　虽然朝中的官员现在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往外贬，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从地方收到类似“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强于一夥”的奏章，连地方官都没有这种反馈，一直在京城办差的京官哪儿的资格说民间治安越来越差？

　　後来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就更没有道理了，还是那句话，地方官都没有类似的反馈，京官儿上赶着越俎代庖说地方如何如何合适吗？

　　有证据的话他们虚心接受，没证据说什麽屁话？

　　该不会是反对派看新法势头大好又想出的新手段吧？

　　民间治安有问题是肯定的，就算是京城也不敢保证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情况严重不严重本就没有标准也没法评判，所以就算朝廷派人下去查访，只要治下有山贼盗匪出没的痕迹就可以说治安问题很严重。

　　地方治理的难度在那儿摆着，说财政赋税什麽的可能被人反将一军，说治安几乎没有官员敢说治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又不是圣人，要是能治理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政绩还会在地方耗时间攒资历？

　　呔！定是反对派的奸计！

　　官家明察，这是污蔑，赤裸裸的污蔑。

　　反对派没法揪出他们的错处就开始胡搅蛮缠，官家千万不要被奸佞蒙蔽双眼。

　　于是乎，两边再次展开大战。

　　新党官员抡起笔杆子和对面打擂台，具体怎麽吵的苏景殊没有关注，他确定两方只是在打口水仗後就继续忙活他自己的差事去了。

　　司农寺接过条例司的重任成为推行新法的主力衙门，已经颁布下去的法令逐渐步入正轨，後面还有一堆没有颁布的在等着。

　　他们王相公的精力一般人比不上，明明也才四十出头，脑子里的想法愣是比旁人四百年的都多。

　　他本来以为过完年後会继续忙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推行，不过青苗法已经修改过很多次，暂时已经没有再精进的余地，只能等地方的反馈回来再根据反馈继续调整，而农田水利相关的差事由郏亶这个专业人士全权负责，别人凑上去要麽给他打下手要麽就是添乱。

　　他没有去给郏亶打下手也没有去田里视察，最近忙的是另一条新法，和差役制度有关。

　　徭役赋税制度很复杂，纵观史书，总的来说大趋势是需要服的徭役越来越少，要缴纳的赋税越来越多。

　　之前的历朝历代的百姓都要服兵役，一直到唐朝前中期都是这样，但是唐朝安史之乱後朝堂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巨大变化，徭役赋税也和以前很不一样。

　　唐德宗建中年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取代原本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以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两税法则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不收实物转而收钱，因为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之为两税法。

　　租庸调制被取代，和租庸调制配套的均田制也因为连年战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朝廷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重新设计赋税徭役制度。

　　因为租庸调制和均田制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民间的土地买卖也变得常见，田産大部分都在地主豪强手里，朝廷并没有太多可供分配的田地，所以原本和租庸调制、均田制相匹配的征兵制和府兵制也都不能再用，五代乃至大宋施行的都是募兵制。

　　朝廷出钱招募士兵，士兵拿钱来保家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