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方将帅如骆和尚这样，有能力有手段，将帅自家就会按照郭宁的事前授意去解决问题；如果地方将帅的资历和名望略显不足，比如南京留守郭仲元这般，郭宁也有足够的工具和人手，使自己的意图随时贯彻下去。

　　所以大周的军队，并不会像南朝宋人所想的那样，变成五代时彼此争衡厮杀的军阀。

　　这其中还有许多缘故，是南朝宋人想不到的。

　　比如，周军调度军官隶属和服役地点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军队中很难形成根深蒂固的山头。寻常将校也很难组织起可信的一伙人，去做违背军令的事。就连尹昌这样的老资格，最终也只能把力气用在军队以外。

　　又比如，大周是凭借武力击溃无数敌人，才崛起的王朝，周军将士们就算心里的想法多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叛乱的程度。宋人以为，用肥肉供养起骄横的武人，能使武人逐渐开始内讧。可在大周无人的眼里，南朝宋国才是最肥的肥肉，反倒是郭宁始终牵着缰绳，不令他们发动南侵。

　　最重要的保障，便是周宋两国之间，繁荣到令人咋舌的贸易本身。

　　五代时武人的残暴和割据，缘于残暴和割据能带给他们最大的利益。但对周军将校们而言，最大的利益并非土地，而在于郭宁等人不断组建起的一个个商行和与之相配的庞大贸易网络。

　　一个叛乱者，或许可以拥兵攫取某座军州，却无法攫取某个商行或者某条贸易线路。此二者必定是附生于整个军人集团或者说大周朝的军事勋贵集团，其环节太多太复杂了，不可能被某一小撮人劫夺。

　　而结果，就是任何一小撮人哪怕割据了军州，其能动用的人财物力，也不可能及得上整个军事勋贵集团之万一。任何蠢动必然旋起旋灭，大周的武人只能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无非是将己方的尖牙利齿用于何处罢了。

　　眼下众人考虑的唯一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南朝宋国上下明白，世上并不只有儒生才能治国，而大周的体系自有其立足的本事，绝非五代时候仅以残暴为能的武人政权可比？

　　郭宁并不觉得，大宋堪为大周的敌手。但凡事预则立，总该想到前头才好。

　　随着两家在商业上的合作日趋紧密，人员的往来已经从数百上千急速提升。光是一个天津府，日常停泊的宋人商船就不下三五百艘，随船人员几近万数。

　　按照中枢数人早前的想法，这种密集的交流之下，大周是何等风貌，会自然地流传到南朝。大周的武威、大周的昂扬之气，也能被宋人感受到。可是，这或许还不够？

　　郭宁隐约记得，将近千载以后，有狼狈丧失中原的政权局促于东南小岛数十载。眼看着新生的中原政权强过百倍，小岛上的民众犹自抱残守缺，拢着他们那点得意之处死也不放。

　　区区小岛犹自如此，宋国与之相比，可大得太多。

　　不提南朝的官儿，普通宋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显然没有因为两方的交流而动摇，贸易线上活跃的那批人，也远远影响不到大宋国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们。所以大周在他们眼中愈强盛，就愈会激发起他们的警惕心和抵抗情绪，就愈会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那一套。

　　如之奈何？

　　耶律楚材忽然笑了：“臣有一计，当可徐徐扭转这一局面。不过，须得陛下和将士们，让出点好处来。”

　　郭宁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计？”

第九百三十六章 北虏（下）

　　“陛下请看，这是臣写的条陈。”耶律楚材从袖子里取出一封文书，递给郭宁。

　　骆和尚咀嚼菜肴的动作微微一顿，心里有些佩服地道：“这契丹人真能摸准郭六郎的脾性。”

　　骆和尚是郭宁的故交，两人同为微末小卒时，不下十次的彼此救助，在刀尖上凝下惺惺相惜的情谊。若没有骆和尚，郭宁早就已经死了五六回，反之也是一样。两人彼此的了解和信任，都非常之深。

　　正因深刻了解郭宁，骆和尚也就格外鲜明地感到郭宁的变化。从河北塘泺间崛起的郭宁论勇猛好斗，与先前一般无二；论深沉大略，比原先强了百倍千倍。

　　但骆和尚几乎从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郭宁的成长对塘泊里每个溃兵都是好事，既然是好事，何必纠结。

　　与此同时，耶律楚材注意到了骆和尚的表情。

　　他只当没看到，殷勤地替郭宁打开条陈，请皇帝先看目录。

　　耶律楚材在数年前，曾经隐晦地询问过骆和尚，向他打探郭宁在河北的经历。根据骆和尚和其他几名定海军中老资格的回答，耶律楚材认为，郭宁部众离散，屈身潜藏河北的那阵子，必定师从于一位极其博学多闻的尊长，遂得以巨大的长进；而这位尊长，很可能是靖康以后流落到金国北疆的宋人高士。

　　受到这位高士的影响，郭宁对自家幽燕出身的认定甚是淡漠。比如郭宁从来不曾用这数百年来常见的“燕人”、“燕民”来自称，而是始终自认为“汉人”或“汉儿”。

　　另一方面，郭宁称呼南朝宋人的时候，也几乎不用通常的“南人”或“南蛮”。可见在郭宁眼里，北方的汉人与南朝宋国之民实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由此也可推定，那高士绝非如今蜗居江表的南朝宋人，而是早年几乎匡合九州的大宋之遗民。

　　皇帝心里深植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有利有弊。

　　其利，在于皇帝绝不会容忍汉人南北两分的局面，耶律楚材必定能看到大周一统天下。其弊在于，皇帝对待南朝宋人，似乎过于仁慈了一点，明明坐拥巨大的军事优势，但却全然无意用持续的军事行动压制南朝或者给南朝放血。

　　这倒不是妇人之仁，而是皇帝的某种执念。耶律楚材能清晰地感觉到，皇帝并不打算简单地靠铁蹄南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只是靠武力杀个人头滚滚，把敢于反对的人踏成肉泥，那大周和草原上的鞑子就没了区别。

　　皇帝更感兴趣的，是按部就班地建设大周，使大周的强盛，大周民众的富庶凌驾于宋国之上。直到大宋自家摇摇欲坠，大周只消轻点一指，一切水到渠成。

　　这个目标不可能公开宣称，因为这对武人们来说，实在太不耐烦。所以皇帝才需要不断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求勒住缰绳，压制住猛兽嗜血的本能。

　　按耶律楚材的想法，大周对着南朝，完全可以表现得更有侵略性，但眼前的局面也没什么不好。皇帝每次提到南朝人对大周的蔑视和误解，总会特别不满意，甚至有些敏感过头……这正是耶律楚材可以插手解决的事。

　　宋人把大周看成是粗野不堪的虏人之国、武夫之国，认为可以用来自于北方的经济利益充实自己，进而扩充出能与北方对抗的武备。

　　实际上，大周确实是武人政权，也确实仰赖自身的武力。这是大周的国本，不会动摇，但不是说大周只有武力。凭着中原和北方广阔疆域和亿兆百姓，大周的夹袋里有的是办法用以充实自身，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姿态，让宋人无话可说。

　　这其中，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就是耶律楚材在条陈里说的内容：自明年起，从东北内地的盖州、复州，到关中凤翔路的秦州，一口气开设十四处口岸，大规模地引入南朝的人力和财力。

　　郭宁擦了擦手，翻了几页条陈，问道：“从南朝招募商贾，是个好主意。多些竞争，也免得咱们的官豪商贾赚惯了钱，还要盘剥百姓。不过，放手从南朝招募人丁？让这些人用脚说话，用前所未有的人口迁移，来证明大周之政优于宋国？晋卿，我倒不是担心什么，可是南朝富庶胜我，宋人百姓会愿意到中原、北方混饭吃么？这些人来了以后，又真有这么多的饭给他们吃？”

　　边上骆和尚闷闷道：“不仅得吃饱，还得吃好，怕是不那么容易。”

　　耶律楚材向骆和尚微微颔首，探手替郭宁又翻过一页：“今年头上还没把握，但明年一定可以。”

　　郭宁端详条陈内容，片刻后颔首：“果然如此的话，值得试一试……这条陈且放我这里，容我细细研读。来，吃菜，吃菜。”

　　外人讥讽大周，总说大周政权有褪不去的草台班子气息。虽说朝堂上省部堂皇，但真正参与决断大政的，始终都是皇帝身边的若干亲信班底。而许多影响深远的政务，也往往是在饭桌上讨论决定的。

　　嘉定十二年春。

　　南朝宋国，抚州临川。

　　陈良甫站在拟岘台旁的土岗，眺望左近的田地。

　　宋国江南西路的抚州临川城，始建于五代时的大豪危全讽，此后数百年，有二晏、曾巩、王荆公、陆象山等人诞生在此地，堪称地灵人杰。

　　抚州也是出良医良药的地方。象山先生的兄弟陆九叙，就是有名的药商。有家底的从事药业，而族中贫困的，往往学医。

　　陈良甫便是先前大周商船往来福州时，随同王二百南下的那个船医。他的本名唤作陈自明，字良甫。

　　两年前，他在庆元府访求医方时遭逢不测，身边没了钱财，一时穷困，这才应了海商的邀请，做了两年船医。他在抚州当地，其实拿手的是妇科，行船两年，倒也练出了不错的外科本事，尤其擅长治疗金创和痈疽。

　　这会儿，是陈自明时隔两年回到家乡。因为海上风霜，他原本文弱的面容，变得粗砺了些，颌下还蓄了一把胡子，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

　　南朝宋国的抚州，景色与北国漠南同名的那个抚州全然不同。正逢春光灿烂，山水滴翠，不远处的青云岭仿佛漂浮在绿色大海中的一片碧玉，令人心旷神怡。

　　可陪伴在陈自明身边的数人，却个个神色惨澹，眼睛有点发红。

　　“去年和前年，连着天寒，每亩一石的定额，大家都承受不起，何况还有事例钱和堪合钱，身丁钱和役钱也能少，更不消说地方上大斗、大斛、预借、重催、义仓等诸多见不得人的手段。对了，兄长，年初的时候，兴元府那里有军士张福、莫简等人聚众数千造反，朝廷调兵平叛，又得加征钱粮……”

　　说话的，是陈自明的堂弟陈自新。他没戴帽子，也没头巾，就用一根旧布束发，身上的袍服打了四五个补丁，脏得看不清颜色。

　　明明是个书生，生生把日子过得比泥腿子还落魄，陈自明见这堂弟的模样，气不打一处来，打断他的话问道：

　　“灾年隔三差五都有，没什么新鲜的。川中兵马厮杀，又和我们江南有什么关系？”

　　陈自新一迭连声叫苦：“川中打起了仗，北虏又兵强马壮，我们江南西路免不了要支移粮秣！若不愿移近输远，就得额外缴纳地里脚钱，每一石粮，额外加收四斗！”

　　兴元府的兵士造反，自有利州路去支应平叛所需；便是规模再大，后头两川四路盯着。何况川蜀以外还有京湖呢，何至于就需要江南西路支移粮秣？

　　退一万步讲，就算北虏压境，京湖三路自顾不暇，江南非得支移，地里脚钱怎么就多到每一石加收四斗？早年陈自明不是没交过地里脚钱，那才每斗四五文，如今折算成每石加收四斗，按着今年的粮价来算，翻了足足二十倍！

　　这根本是胡扯，是地方胥吏在明抢了。不说别的，光是这点地里脚钱，就能把家境不那么宽裕，或者佃田不多的农人活活逼死！

　　不用猜，村里一定有人倾家荡产，有人死了。活下来的人，也很难说能支撑多久。否则这些个亲戚，断不至于在临川城外堵着自己，觍着脸求救。

　　陈自明叹了口气：“所以，你们都把田卖了？”

　　众人也叹气：“卖了，卖给了妙法寺。”

　　妙法寺是本地的大佛寺，寺里的和尚同时也是替本地几家大豪办事的得力忠犬。听说本地几家贩药的大商，如今很有身家，个个都热衷于买田买地。他们既然驱动妙法寺出面，乡里百姓不卖也得卖了。

　　“什么价？”

　　“买卖用的是便钱会子，每亩八百九十文。”

　　陈自明胸口一股气上来，简直头晕。八百九十文，还是便钱会子。这等于被抢掠了第二遍，棺材板都买不起了……怪不得一个个都面黄肌瘦成这样！

　　眼前这些人，都是陈自明知根知底的亲友近邻。就他们手里那点田产换来的会子，恐怕支撑到现在，已经山穷水尽。若不是自己回乡的消息，给他们平添了点盼头，这会儿他们就得去乞讨、逃荒了！

　　陈自明面色沉重，却不言语。

　　包括陈自新在内，十数人没敢言语。有人眼巴巴地看着他，勉强挤出讨好的笑容；有人翕动嘴唇，想说话不知该说什么；有人满脸羞愧，却又不得不这么等着；也有人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头也不抬。

　　陈自明把胸前一个褡裢解了下来，放在面前的地面，慢慢打开：“这两年里，我在海上往来，攒了点钱。本来应该更多些，可我另外买了些北方的药材，耗去了大头。这样，每家二十贯且拿着，等我贩了药，得了价钱，再议后头的事。”

　　众人大喜，纷纷夸赞，瞬间围拢上来，把钱财给分了。

第九百三十七章 穷迫（上）

　　一般来说，主攻妇科的医生和年轻妇人往来的多，所以通常都年高德劭，最好白须飘飘，颤颤巍巍。这样能让惯常封闭的乡里居民觉得放心些。

　　陈自明却是个例外，他相貌堂堂，今年还不到三十岁。因为父祖两代行医，所以在地方上很有名望，也得人信赖。陈自明本人痴迷医术，有时候干脆不靠着看病赚钱，收取的费用很低，甚至对穷困的家庭免费，名声当然是极好。

　　过去两年里他不在抚州，乡人颇觉不便，前些日子他托人传信说即将回来，翘首以朌的人很多。

　　陈自明离了临川，往自家乡间的院落去，短短十几里地，先后被好几拨人拦住。每一拨人都是打着欢迎的名义，到最后又几乎每一拨人都在含蓄求问，陈家大郎这两年闯荡，手头可有余钱，能不能接济下湘里乡亲。

　　这局面让人觉得古怪异常。

　　陈自明去年秋天辞别了上海行的东家，一路溯江回乡，沿途所见，不说两浙路的膏腴之地，大江沿岸的池州、和州、宣州等地，都显得活力很足。陈自明在登岸采买药品的时候，明显能看出来城里的人潮汹涌，新开的商行也多，不少城市开始在城墙以外扩张出新的商业区，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这和早些年胡马窥江后的萧条感觉完全不同。

　　他知道，这是南北两朝之间贸易和往来愈发密切的结果，是两个俱都拥有五千万以上在籍户口的大国，忽然打破了隔断数百年的藩篱，开始在各个层面互通有无的结果。

　　经过临安行在的时候，陈自明听很多人在讨论这局面。有人说这样下去，北方不断渗透南方，而朝野富贵之人无不被利益收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是奸相史弥远的阴谋；也有人说，北方毕竟是无知虏人，徒然仗着粗野蛮勇，若能依靠贸易，使他们沉浸到富贵温柔里头，数年之内大宋或可不战而胜，足间当朝执政之人的英明睿智。

　　对这种大政，陈自明全然不懂，他是医生，不是书生，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细查朝堂大事。他只觉得，这种繁荣景象和他所供职的商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总是让人有点自豪的。

　　但这种自豪感，在他抵达抚州，回归熟悉的乡村之后，开始急速消褪。

　　短短十数里路，就让陈自明体会到了，大宋城市有多么繁荣，乡村就有多么萧条和穷困。

　　按说江南西路虽不能和两浙相比，也是鱼米之乡，百姓的生活是过得去的。就算不富裕，只要有手有脚，至少吃一口饭没有问题。可这两年里，越来越多的豪商把手伸进乡村，使得原来千年不变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起初豪商们只是大量地采买粮食，此举很快提高了粮价，一定程度上，还打击了朝廷名目繁多的籴买取粮之法，无论乡中的富民还是租佃经营的普通农户都得了好处，从事粮食转运贸易的担夫、船户、行商也有分润。

　　粮食贸易的利益，很快引动许多豪商巨贾，开始在沿江各地大肆并购土地，组成专门向北方出售粮食的田庄。为了抓住北方连年厮杀的机会，尽快获取土地，以产出粮食，带来巨额利益，无数乡村里，土地兼并的速度被大大加快了。本来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在短短两年里激烈进展，伴随的，则必然是官府与百姓之间、富民与佃农之间的剧烈矛盾，进而诱发出欺诈、掠夺和暴力。

　　而这只是开始罢了。

　　因为北方的战乱迅速被大周平定，北方对粮食的需求急速减少，很快代之以茶叶、药材、丝绸等物资。于是许多地方的庄园又纷纷把粮田改为茶园、桑田或者去种植药材。

　　这个过程中，也同样伴随着权力的博弈，少不了欺诈、掠夺和暴力。

　　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或者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耕作技能无处发挥，不得不集聚到城市，被纳入到越来繁荣的商业体系里。而留在本地的农人，则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得生活。

　　因为官府和背后有高官贵胄支撑的豪商总能取得一致，压力必然则被转移到了底层的百姓身上。当百姓们承担不了这个压力，就不得不求助于借贷或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