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钱琛大喜。

　　宋代的税收系统多次调整过，这里只说元丰改制以后的情况——

　　大部分财政权利，都归属于户部，户部之下又设各司各案。

　　第一，户部司，掌管户口、赋税和徭役（以农税为主）。

　　第二，度支司，掌管财政审计，并制定国家财政计划。

　　第三，金部司，掌管国库出纳，金银铜钱调用，以及制定度量衡标准，另外也管理部分税收（以工商税为主）。

　　第四，仓部司，掌管国家级仓库储存和出纳，比如地方运来的工农商税，都要送到仓部司统一管理。

　　每一个司，又细分为若干案。

　　比如户司下辖的税赋案，专管夏秋两税、房产地产税、僧道免役钱、各种定额税。

　　以前还有个极为重要的盐铁部，在元丰改制之后，职权拆分给了户部各司案和茶马司等等。

　　这些税收机构，已经设置得比较合理，而且长期运行趋于成熟，朱氏父子俩都没有进行大的改动。

　　真正大改的是太府寺！

　　这玩意儿以前叫大司农，跟农业没啥关系，反而是国家首席财政官。

　　北宋时期，前有三司，后归户部，财政大权都有统属。偏偏太府寺也没取消，其职权大部分与三司、户部重合，有点像是皇帝用来跟三司六部抢财权的所在。

　　宋徽宗干了什么？

　　太府寺原本只有南北两库，宋徽宗又新修东西两库，接着又不断推出一大堆库、院、所。

　　户部、茶马司弄来的赋税，各地进献的土贡、花石纲，不知有多少被太府寺给收纳。宋徽宗通过太府寺，独占来自全国的无数财货。

　　说它是皇帝的内库吧它又确实属于国家机构，太府寺卿还是九卿之一。

　　说它是国家机构吧，它又独立于财政系统，成为皇帝剥削天下的私人工具。比如臭名昭著的西城所，名义上就隶属于太府寺。

　　朱国祥说道：“罢太府寺，职权归于户部司案。”

　　钱琛张大了嘴巴，似乎不可置信。

　　太府寺卿可是九卿之一，直接整个部门都废了，而且还要融入他执掌的户部。

　　朱国祥继续说：“内藏库也要明晰，今后作为皇室内库，与朝廷的国库彻底切割。”

　　内藏库最初是赵匡胤的小金库，并非为了享受，而是信不过文武大臣，囤积钱财以备不时之需。至少在各地叛乱时，还能自己拿出一笔钱养兵，然后带着这些军队去平叛。

　　百十年下来，渐渐就公私不分。

　　财政盈余时往内藏库塞钱，财政窘迫时请内藏库出钱。有时候调拨给地方救急，显得大公无私；然而又不断伸出触角，甚至参与收取过路费和店铺税。

　　三司使身为首席财政大臣，为了博得皇帝欢心，渐渐变成内藏库掌柜，把全国各路的赋税往内藏库塞。

　　更离谱的是，内藏库直接参与经商！

　　王安石变法关于商业的内容，在京城的核心机构是市易务。

　　当时外地客商运货到京城，京商联手压货不让客商卖出，拖得客商只能低价贱卖，严重扰乱东京的商业秩序。

　　王安石就搞出了市易务，让官方资本参与市场调节，皇帝的内藏库拿钱参股做启动资金。市易务后来搞得一塌糊涂，几乎等同于放高利贷和强买强卖，而皇帝则实际成了高利贷头子。

　　开封府最大的商贾，不是别人，正是皇帝！

　　钱琛问道：“内藏库之财源，该如何界定？”

　　朱铭开口道：“全国各地的赋税，在运抵京城之后，按比例兑换成金银，直接送入内藏库收纳。至于这个比例是多少，暂时还没定下来，看今后具体的财税状况。”

　　“是！”钱琛领命。

　　钱琛拿着最新的财政改革方案，心潮澎湃的离开皇宫。

　　太府寺的取消，内藏库的切割，让户部权力更大。

　　他这个户部尚书，不说数一数二，至少也能在六部里排前三。

　　主要是没人掣肘了，不像旧宋那般，户部尚书头上有一堆爷爷需要供着。

　　钱琛离开之后，朱铭问道：“要不要把樊楼这些企业，划定为皇室私产。但不由皇室直接经营，依旧买扑给民间商贾？”

　　朱国祥摇头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旧宋的财政档案，只能用‘公私不分，一团乱麻’来形容。内藏库作为皇帝的小金库，不但可以直接获取全国赋税，还收取商品实物来官方出售。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趁机贪污，太监和文官捞得是脑满肠肥。如果樊楼被划为皇产，恐怕也逃不出这种结果。”

　　朱铭说道：“交给官府当成国企运作，一样会搞得乱七八糟，最后肯定是承包给皇亲国戚，就像曹氏长期承包赵宋的樊楼。”

　　朱国祥叹息：“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无法杜绝，权力和金钱总是天生的狐朋狗友。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暂时维持基本框架。如果到了哪天，连基本框架都维持不了，后人就自求多福吧。”

　　父子俩都不为今后的皇室缺钱而担忧，做了皇帝若还没手段搞钱，那只能说是一个无能之辈。

　　但需要确定一个价值导向……

　　朱铭说道：“皇室财源，在海关的分成定得高些，引导今后的皇帝重视海贸吧。”

　　“这个想法不错。”朱国祥表示赞同。

　　父子俩说了一阵，高俅被带进来。

　　这位也不管是否合乎礼仪，直接趴跪在地上：“旧宋罪臣高俅，叩见经略相公，叩见元帅郎君！”

第507章 废物再利用

　　史家对高俅的评价，其实就四个字：大节不亏。

　　即祸国殃民的事情没干，但狗屁倒灶的事情没少干。

　　他被扔去西军捞取军功，并未真正瞎指挥过，而且跟武将的关系，比很多文官都更融洽。特别是提拔刘锜，也算为南宋贡献了一员大将。

　　他在东京大搞房地产和开公司，虽说侵占军营、役使士卒，但也为很多禁军提供了工作。

　　至于把禁军战斗力变得拉跨，这还用得着高俅出手？早就拉得不能再拉了。

　　换朱铭去做太尉也没辙，那属于制度性的崩溃——仅在东京挂职吃俸的武官，就有好几千人之多。

　　这些挂职武官，一些是皇帝赏赐的官位，一些是大臣的子孙恩荫，一些是捐钱买来的官职。军费拿给这几千武官发饷，就算高俅半文钱不贪，也不够发给剩下的士卒。

　　高俅身为宋徽宗的元从，没跟蔡京、王黼、梁师成、童贯混在一起，说明稍微还有一点做人的底线。

　　而且，只要对他有恩的人高俅都尽量予以报答。

　　刘仲武分润了军功给高俅，当刘仲武被迫给童贯背锅时，高俅立即站出来死保，并一路提携刘仲武的两个儿子。

　　苏轼当年对高俅不错，三苏后人被打压，高俅始终暗中照顾，还曾给苏过（苏轼第三子）求过官。这属于政治倾向错误，会让宋徽宗不高兴，更是在明着得罪蔡京。

　　因为苏过被打入党人碑，是朝廷明令不准做官的。

　　而高俅竟然带着苏过去见皇帝，说服宋徽宗破例赐官，给了一个收税的差事。在童贯的不断保举下，如今苏过已升到一州通判。

　　一个有几分亮点的……烂人！

　　在群猩闪耀的北宋末年，已经算臭屎堆里的破铜烂铁了。

　　“近来坐。”朱国祥招手。

　　高俅连忙爬起，趋步向前，屁股小心翼翼贴在椅子边缘。

　　朱国祥微笑道：“那年端午，我陪赵佶去观龙舟，禁军水师的龙舟划得格外精彩热闹。”

　　高俅尴尬道：“他喜欢热闹的，便给他热闹看。”

　　“怎都不称一声昏君？”朱铭质问道。

　　高俅解释说：“私底下也骂一两声，但毕竟是旧主，不好与别人讲。”

　　这事儿倒是真心话，高俅确实觉得宋徽宗是昏君。

　　他一个元从旧臣，始终被一群“新人”压着。即便是逃去东南，半路也被排挤舍弃，这如何让高俅心里没怨气？

　　同时高俅又有点念旧，自己在家骂几声无所谓，但还拉不下脸当众诋毁旧主，不似李邦彦那般张口闭口就是昏君。

　　朱铭问道：“如今市面萧条，愿买扑者寥寥无几，户部和开封府都没甚法子。你可有什么方法，让商贾主动来买扑经营？”

　　高俅回答：“商贾买扑，无非为了获利，无利可图自然没人应扑。而今全城皆为军管，粮食、酒醋、食盐限额售卖，只有等明年放开管制才可。若是强令商贾买扑，他们也不敢违抗。”

　　“这个道理，不用你说也知晓。”朱铭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物资不够，而东京又要尽快恢复市场，让更多服务业人员找到工作。

　　几十万人等着赚钱吃饭呢！

　　等开春雪化，估计稍微能好些，京西和两淮的商贾，肯定积极运来更多物资赚钱。

　　但想真正归于正常，至少也得等到夏粮收获。

　　高俅硬着头皮说：“臣对东京比较熟悉，如果登门造访商贾，买扑底价又降低一些，或许能说服几家愿意买扑。至少，能把樊楼招扑出去。”

　　“樊楼就交给你招商了，事情办得好另有重用。”朱国祥开口道。

　　“臣一定竭尽全力！”

　　高俅顿时大喜，站起来又要下跪。

　　朱国祥说道：“坐回去吧。”

　　朱铭想要考教一下：“伱在东京生意做得很好，对商榷有何看法？”

　　问别的不懂问这个高俅可在行，顿时侃侃而谈：“就拿酒榷来说，榷曲可以，税酒也可，官酒务须得废除。官酒不能让官府多收酒税，只会让官吏中饱私囊。两位圣人创立新朝，应该把许多官务都发卖了。”

　　宋代的商税极为复杂，酒税便分三种。

　　开封、洛阳、商丘这三京，城内外皆不收酒税，以买扑制搭配榷曲法。

　　即把酿酒坊承包给专卖商（比如樊楼的承包商），酒税等于算在承包费用当中。官府再出售酒曲，承包商买酒曲时上一笔税，其余酒水经营者不再给官府交酒税。

　　而各地州府，采取官酒务税制。

　　即州城和府城，都有国营酒厂，城内和城郊的店铺，必须到国营厂去买酒。这些国营酒厂，还负责对县城和乡镇收酒税，妥妥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福建、四川等地就自由得多，采用税酒法，允许民户私酿。具体管控根据地方官府的规定略有调整。

　　高俅说道：“官酒务（国营酒厂）酿造的酒水，良莠不齐，酒多淡寡。还强买强卖，以次充好，商家必须在官府那里买酒。这就致使私酿横行，巡检兵伙同走私，官吏上下渔利，而官酒务往往亏空，官府根本收不了几个酒税。”

　　不仅是税收问题，还有治安问题。

　　美国和俄罗斯都曾颁布禁酒令，反正酒没有禁着，却出现一个附带成果：黑帮通过走私酒水，势力急速膨胀！